我們經常對彼此說『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烏雲阻攔明月湧河灣／他起身獨立向荒原／試試 冰冷昂貴入雲涉水的輕身術／看看 演員王公遊民盜賊的心電圖」，而最後的〈郊眠寺〉又是如此可愛悠揚的民謠小品（雖說前幾段小節旋律太像廣告歌曲）。然而到了這張的歌詞，批判隱沒到詞句中，多首曲子變成了景物敘事的描繪，譬如〈泥河〉原是以遊客的角度看山水，但一路到了〈平等雲霧〉、〈採石〉則轉以第一人稱擬人化手法描繪大自然母親被各地開發行為破壞的悲歌。
若照整段文案的時序，恰好亦是整張專輯歌曲行進的次序。這讓人聯想到了畢贛的《路邊野餐》中在山路邊騎車繞著山壁騎行的幾段畫面氛圍，而專輯中某些歌曲的片段同樣亦讓人有相似的情感。只不過，他們的鄉愁和樂迷對他們的鄉愁，卻又是時空變遷差距至少十年以上的兩碼子事。在面對這次新專輯外界種種的不滿與褒揚，也僅以最後的歌詞回贈，西郊有密林 祝君出重圍。若說這張專輯是萬青他們一趟山水抒發之旅，藉此感慨資本主義的罪惡，倒不如說可以看成這是一趟音樂上的公路之旅。
Photo Credit: 《路邊野餐》 在第一張專輯中，姬賡新詩般的歌詞是試圖對抗體制的，像一個每朝上工的民工對著巨大的都市高樓有著複雜的心情，是生命成長體悟的側寫。當然，更非外傳所謂的前衛迷幻樂。不去面對真相，就等著被壓迫。
當時，醫生研判我的右肺是被發炎的肝臟壓迫，然而掃描結果卻顯示我的左肺比右肺萎縮得更嚴重。每當我們在走廊上碰到，他總是微笑著跟我打招呼。聖誕節那天我又開始不舒服，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狀況變得更糟，開始產生輕微的幻覺，把陌生人看成自己認識的人，而且每個路過的人都長得像我的兄弟。後來我慢慢知道，這位鄰居其實比我大十四歲，是一名餐館服務生，會說廣東話但不會說中文，而且過去五十年來菸酒不離身，現在正在戒菸和戒酒。
文：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 ︱第三課︱真相使人自由 如果人們不去承認威脅的存在並做好準備，就會失去生命和自由。看著他們的際遇，再去看那些被關在附近拘留中心的非法移民的處境，我內心受到極大的震撼。
我注意到一些自己以前可能忽略的事，像是聖誕節快來時張貼在教堂前的宣傳單。我已經想好要在海灘上好好休養，結果卻事與願違。十二月二十三日早上，我的四肢開始發麻刺痛，住進了佛羅里達州的醫院，沒有接受任何診斷，第二天就出院了。跟我住同一間房的病患，是一位飽受各種病痛折磨的中國男子。
幫我切除闌尾的那位外科醫師說旅行沒有問題，我便飛去佛羅里達州和我的大家庭團聚，準備一起度過老早就約好的聖誕假期。從他的血液檢驗結果，可以找出幾種可能患病的原因。今年一月，政府理應要在美國大規模檢驗新冠肺炎。我的病拉近了自己和別人的距離，使我更願意去聽他們的故事。
我要出院的時候，請一位朋友幫我用中文寫一段祝福給他，他也寫了一封非常友善的訊息，然後用手機翻譯給我看：「也請你好好照顧自己。有人在年初不讓美國人獲得基本知識，這些知識原本可以幫助人民自己做決定，或是迫使政府採取行動。
另一種是靠各種檢驗，醫療需要藉由檢驗來找資訊。室友的醫師為了順利溝通費盡心力，反而得以更專注於他的故事，並且把故事細節記得更清楚。
這部分對我室友來說也相當重要。雖然醫生和護理師無法與他直接溝通，但他們知道該針對哪些症狀進行哪些檢驗，以及如何理解檢驗結果。罪魁禍首很可能是他在中國吃的生魚片，上面有一種寄生蟲。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做完闌尾切除手術之後，我發現自己變得容易與別人產生共鳴，而且共鳴異常強烈。我的室友之前也有跟我一樣的呼吸問題，後來症狀有好轉，他是因為其他原因才住進醫院。我住進來的時候，他只會說兩個英文單詞，等我離開的時候，他最多也只會說四個單詞，醫生和護理師必須透過翻譯或是家人的協助才能和他交流。
他們不斷地來來回回，大量的個人和醫療訊息必須重複說好幾次，清楚緩慢地傳達給彼此。二月一日，美國公衛總監在推特發文：「玫瑰是紅的／紫羅蘭是藍的／#新冠肺炎的風險很低／但流感的風險很高。
很快地，我莫名其妙地出現呼吸問題，無法深呼吸，說話也變得很吃力，朋友和家人都很擔心，因為我跟他們講電話不到幾分鐘就會很疲倦、聲音沙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而這正是因為我們沒有進行檢驗。
他看到我在散步，後來也開始起來散步。當你不想認真了解疾病，就是把自己的健康交給政客來管，他們會用大規模死亡伴隨而來的情緒操控你。
他的故事給了我許多啟發。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在紐哈芬醫院急診室那間用黃色布簾圍出的小空間待了十七個小時，做了肝臟手術，然後才被送進病房，在那裡度過了二○一九年的最後一天和二○二○年的第一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瑪西想辦法帶我跟孩子飛回康乃狄克州。他既友善又親切，他的一些舉動讓我更加欣賞他。
在他們能掌握的臨床知識與可進行檢驗的範圍之內，他們可以確定他的症狀是出自什麼，或不是什麼。一種是把治療的過程當作跟病患一起思考的過程，雙方共同關注一個故事，並且搞懂它。
他們不僅沒有合理地討論全球大流行的來龍去脈，也沒有對新的傳染病進行檢驗。紐哈芬市中心的布告欄上寫著一段話，問大家今年聖誕節是否要「一邊慶祝某個移民家庭到來，一邊卻又拆散、拘留和驅逐其他的移民家庭」。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駐中國的最後一名官員，於二○一九年七月被召回美國，正好是在疫情流行開始的前幾個月。」 這位中國室友的故事讓我學到，醫療藉由兩種方法獲得真相。
跟他同住一間病房的我，忍不住觀察醫生都怎麼治療他，以及怎麼評估他的症狀。這是必須要做的事，川普政府卻沒做，甚至解散了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和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負責處理疫情的部門，也解散了國際開發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負責預測疫情的一個特別部門。我心中滿腔怒火，思索著自己經歷的這一切。二○二○年年初，我們的聯邦政府在這兩件事上都做得很失敗。
美國公衛專家一個個從世界其他地方撤離我注意到一些自己以前可能忽略的事，像是聖誕節快來時張貼在教堂前的宣傳單。
幫我切除闌尾的那位外科醫師說旅行沒有問題，我便飛去佛羅里達州和我的大家庭團聚，準備一起度過老早就約好的聖誕假期。很快地，我莫名其妙地出現呼吸問題，無法深呼吸，說話也變得很吃力，朋友和家人都很擔心，因為我跟他們講電話不到幾分鐘就會很疲倦、聲音沙啞。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駐中國的最後一名官員，於二○一九年七月被召回美國，正好是在疫情流行開始的前幾個月。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在紐哈芬醫院急診室那間用黃色布簾圍出的小空間待了十七個小時，做了肝臟手術，然後才被送進病房，在那裡度過了二○一九年的最後一天和二○二○年的第一天。